王俊生 | 整体性合作理论与中国周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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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TRACT

摘要

通过分析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合作观，并从利益、信任、沟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层博弈”等要素入手，试图构建起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有利因素是经贸相互依赖与文化领域相近相通，但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分歧明显。在信任建设上主要依赖经济合作机制与文化交流，远未触及政治与安全领域，仍处于较低层次。政府间沟通正大力推进，但民间沟通存在巨大不对称性。经济合作并没有促使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应客观评估经济合作限度。为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中国要借助文明和文化相似与相通的有利条件，加大政治与安全领域对话，并逐步将其机制化；扭转与周边国家沟通上的不平衡问题，增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客观认知。

K

EYWORDS

关键词

周边外交；整体性合作理论；周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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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HOR

作者简介

王俊生（1980-），男，河南沈丘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其起点与落脚点也主要在中国周边。“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1］。可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攸关“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合作的实现前景，攸关中国周边外交的成败，也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整体性合作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进行考察与评估。

一、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

与“冲突”一样，“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另一最基本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2］。有学者特别指出，在和平时期“国际合作”是“国际威望”的主要来源，而“国家间竞争焦点其实是‘国际威望’”［3］，因此和平时期一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主要靠国际合作［4］。但相比于“冲突研究”，有关“国际合作”的研究十分匮乏，主要原因在于实践上合作的难度制约了理论上的探讨。“什么事情是国际社会上国家间最想，但却是最难的事情呢？那就是国家间的合作”［5］。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感叹：“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把合作选定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主题”［6］。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 而且可能永远如此”［7］，指的也是国际合作的困难。

在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针对周边合作的研究更为重要与紧迫。随着中国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笔者曾结合近代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实现崛起时在对外战略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崛起国在实现崛起时应坚持“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双重心，并且一定要在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前提下再放手走向世界，且在走向世界的任何时候都应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地位［8］。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也是使命使然。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9］。分析当前周边合作是做好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前提。

二、已有理论均难以解释国际合作的产生

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专门的国际合作理论，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上，其有关国际合作的理论可简化为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10］。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合作难以建立，唯一可能性是在霸权下的合作，且这个霸权国“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11］。其理论逻辑是：国内合作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存在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且中央政府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如果在国际社会中能存在一个起到绝对主导作用的国家也即霸权国，且该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国际合作就能建立起来。这种合作理论因而被称为“霸权合作论”。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都是这种合作理论的表述。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此指出，“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则应由一个霸权国家来做‘世界警察’，维护自由经济制度”［12］。这种合作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一脉相承，强调“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13］，主张国家间合作前景源于权力结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著作《西方战略》中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量越小，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压力就越大”［14］。这就回到现实主义核心假设上：所有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均是为了争夺权力，权力越大越能维护国家利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更多是对现实主义的补充，这在其研究起点上可以看出来——“在霸权衰落以后或不存在绝对霸权国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合作还会产生或继续吗”？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此回答是肯定的，认为正是由于国际制度的存在，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同点是均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不同点在于：（1）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作充满乐观，“国际关系实质是合作，是国际社会为建立秩序而进行的努力”［15］；（2）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源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产生、维持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16］。霸权合作论和制度合作论都可归属于理性主义，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自助体系和国家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战略博弈来解释国际合作”［17］。建构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主义前提假设，认为无政府性是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文化，可能是霍布斯文化，也可能是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因此，它并不必然派生出权力政治，也并不必然派生出国际合作，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无政府文化。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之所以出现合作是因为当今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减弱了体系的自助特征，因此也减弱了被利用的代价。即使国家间的合作被利用， 国家的生存也不会因之出现危险”［18］。建构主义强调“认同”重要性。认为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个体利益得到了实现，也因为他们有着对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19］。建构主义还强调“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洛克文化被充分内化后，反复合作就会促进行为体进行合作的思维习惯，“自我暂时的新的身份就会得到加强，导致进一步合作。假以时日，就会出现双方内化集体身份的现象”［20］。建构主义这种合作论因而被称为“合作文化论”。“建构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因素永恒不变，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中”［21］。上述理论均试图剖析合作产生的动因从而推进国际合作，但回到现实，发现均缺乏解释力。对现实主义而言，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力量优势，确实存在一定条件下“逼迫”另一个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从国际关系现实看，权力或者“霸权”未必就能带来国际合作。以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为例，美国强大的实力并没能成功“逼迫”两国与其合作。2018年以来美朝对话更多是朝鲜战略重心转移、第三方斡旋、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等各种因素的结合。有时大国本身甚至就是国际合作的破坏者，这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国际合作能很好地看出来。2017年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图1  国际合作的建立示意图
制度主义者同样难以解释合作的生成机理。一方面，约束性不强始终是国际机制重要特点，即使对于像欧盟这样的“类国家”或“超国家”组织，面对英国“脱欧”也束手无策，更遑论能靠其约束“合作”。像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制更有成为“清谈馆”趋势；另一方面，双边签订的一些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屡屡被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严重破坏。比如，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建立起90多个制度框架，但进入特朗普政府后这些框架聊胜于无。归根结底，制度仅是合作工具和平台，它可以促进合作，但难以直接带来合作。米尔斯海默在这方面的评价较为公允，“制度仅仅反映了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它没有独立的品质，只是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反映”［22］。建构主义者认为“交往密切”就会塑造“认同”进而促进“合作”也缺乏解释力。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目前中美间交往的密切程度远高于冷战时期，但两国合作非但没有增进，反而各种“脱钩论”盛行。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密切并非就一定能导致合作一样，国家间交往密切尽管有利于合作产生，但是也并非一定能带来合作。

三、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的提出

综上可见，现实主义强调“权力”、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建构主义强调“认同”与“塑造”，都没能充分解释国际合作。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缺失”［23］。现实中推动国际合作实现的不仅仅是某个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这表明构建起整体性合作理论的重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由各个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对象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研究对象整体性质”［24］。这里的“整体”绝非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与有机统一，它要大于各部分之和。探究国际合作的构成要素可从相关定义中找到启示。基欧汉将国际合作定义为“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合作就会发生”［25］。俞正梁教授认为国际合作“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力行为，是一种相互适应，它是基于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26］。这里的“合作需要有目标”“合作需要有共识或默契”“合作需要协调与沟通”等均属于国际合作所需的基本要素。第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国际合作和国家间战争等的目的是类似的，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而已。按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是所有国家外交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外交的目的”［27］，这当然也是国家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很难想象哪个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也是理性人，国家有不同的部门，包括大量的情报部门搜集信息等，在推动国际合作时，目的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认为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会远远大于今天背叛或不合作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他自然会选择合作”［28］。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此处将国家利益分为“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四个方面［29］。第二，合作的前提是具备基本的信任关系，国家间合作很难想象是在没有基本信任关系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许多学者曾论证过国家间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甚至并不存在［30］，但国家间合作作为兼具人文与社会科学特点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逻辑非常类似，信任是前提条件。只是不同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多偏向于情感，国家间信任关系是由其他因素替代而已。美国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迪斯（Herbert Gintis）从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心理学和生理学上探讨了合作的起源问题，认为“社会亲情和强烈的互惠心愿相辅相成，这些要素作用于群体内选择和群体间选择，产生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合作行为”［31］。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信任对促进合作非常重要”［32］，“信任关系更容易促使国家采取国际合作方式解决问题”［33］。由此可见，各国是在利益驱动下，以信任为前提寻求合作的平衡点。比如2018年以来美国和朝鲜在各自利益驱动下都有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半岛相关问题的诚意，但由于双方基本的信任关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尽管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晤，但实质性问题解决举步维艰，两国工作组的磋商甚至迟迟未能建立，其原因正在于此［34］。由于国家间信任关系难以建立，作为替代品，机制等合作框架应运而生。合作的前提是“双方的政策均被认为阻碍对方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己方目标，己方必须通过政策调整， 但同时这种政策调整也帮助对方实现了目标”［35］。这表明合作要求双方必须均调整各自政策，否则己方合作有可能遭到对方背叛，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缺乏协议强制执行的预期下，行为体由于担心对方背叛，出于安全考虑不会选择合作行为”［35］。因此，国际机制就非常重要，它从根本上是为了促进国家间信任而产生的。所谓机制是“被相关国家已经接受的一系列共同的期望、规则、规定、计划、组织能力和财政义务等”［36］。其作用在于：（1）作为“粘合剂”，构成合作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会“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稳定”［37］。“欺骗者会面临声誉代价，因为受到欺骗的国家会把欺骗者的行为告诉其他国家”［38］；（2）作为“催化剂”，它会通过信息传递的便捷性等减少国家间合作的成本。第三方介入也能促进甚至替代信任关系建立。这里第三方因素需要兼具利益与影响力两个条件。国际关系中，介入的第三方如果没有利益涉及，就很难让当事国信服其会真心实意并始终如一担当调停者，担心其背信弃义。同时，第三方如果没有相应的影响力，也难以让当事国信服其具备替代信任的能力。说到底，第三方介入之所以能促进甚至替代当事国之间信任的建立，原因就在于其承担了失信的“担保者”角色。2018年以来，朝鲜和美国之所以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一方面在于双方关系缺乏双边或者多边机制约束，另一方面在于迄今为止担当斡旋者角色的韩国对朝鲜和美国都缺乏实质性影响力。第三，合作的进程要素是沟通。“无政府社会中国家间持续性对话沟通将有助于化解矛盾，增进合作”［35］。一方面，好比生活中陌生人一见面就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信任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沟通；另一方面，合作所需要的确保对彼此信息的了解与把握，也要求国家间加强沟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互动以策略行动开始，以沟通行动结束，或者说策略行动难以避免地转变为沟通行动”。“沟通理性就是行为体通过对话寻求言语行为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理性”［35］。国家间沟通方式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分为政府间对话和民间交流互动两类。政府间沟通最常见和最正式的是外交部长间谈判，但实际上除此之外，上至首脑会晤下至工作组日常磋商均属于政府间沟通。而且除外交部门外，还有经济、国防、文化等领域的政府间沟通，不只是外交部长对话在形式上最能代表国家间政府沟通而已。民间交流的范畴也越来越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留学生与出国旅游（注：智库交流也是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智库在许多周边国家兼具官方身份，甚至就是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因此这里就不再专门探讨。）。第四，国际合作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层博弈”中实现的。因而要处理好国内政治与“第三国因素”，这其实也是沟通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国内政治对促进国际合作有着重要影响［39］。国内政治可分为官僚政治与社会因素，后者又可分为智库、舆论、利益集团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上述内部因素对外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国际合作。比如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启“邓小平时代”，紧接着“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无疑是一场大变革。对外开放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解决‘当务之急’，即为经济发展进行融资、创建平台和为商品寻求外部市场。二是转变发展理念，不再坚守自力更生的封闭型思维方式，而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体系，利用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40］。其直接结果就是推进了国际合作。改革开放前中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上常强调“斗争”或“反对”而非合作，与当时我国对世界许多问题的认识有直接关系［41］。改革开放后，中国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对外交事务的束缚与影响，也打开了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实际上，2018年以来，朝鲜与美国、韩国、中国等对话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加强也与朝鲜在国内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直接相关。同时，国家间合作还受到“第三国因素”影响。由于全球化与地区化带来各国间相互依赖，国家间合作几乎都会一定程度上涉及第三国利益。第三国因素之所以能影响合作的建立，往往在于其利益与影响力。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对于2018年以来朝美对话与关系缓和，作为第三国因素的中国与韩国对此积极推动，扮演了“积极”角色。为了避免“消极”因素发生，国家间合作时要注意不能破坏第三国的利益，这再次印证了“好的外交政策要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应符合相关国利益”的道理；或者第三国因素介入时不至于具备破坏合作的能力，这需要合作方影响力要超过第三方因素。综上，国际合作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外交谈判等方式积极沟通，在复杂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层博弈”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就此可见，现实主义“霸权合作”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信任缺失背景下用“霸权”替代信任，新自由主义“制度合作”强调的是用“制度”替代信任，两者要解决的其实都是如何填补国际合作中的信任缺失问题。而建构主义“交往合作”强调的更多是国际合作进程要素的沟通重要性。三者都是仅仅强调了国际合作的某一要素，没有把握住国际合作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根据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就可以对一般的国际合作进行评估。比如，对国家利益的契合度（也即合作的诚意问题）、信任的建立情况（机制与第三国斡旋）、沟通情况（政府间沟通与民间沟通）、国内政治（官僚政治与社会因素的支持情况）与第三国因素（积极或者消极）等要素进行合理赋值，就可以较为准确的分析朝美对话合作的前景。由此可见，整体性国际合作理论要比泛泛的讨论国际合作更具有学术与政策价值。据此可将国际合作分为以下类型。第一，利益结构对立的合作与利益结构一致的合作，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参与者的利益越是冲突，他们就越有可能背离对方，合作也就越难以形成或维持。相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成功”［42］。在与第三国关系上，根据利益结构不同，可区分为符合其他利益攸关国利益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利益攸关国利益相悖的合作，显然前者更容易建立起来，后者需要处理的复杂因素更多，建立难度更大。第二，有合作机制的合作与缺乏合作机制的合作，前者不仅比后者更容易实现，而且合作的质量与稳定性都更高。第三，经过充分沟通的合作，以及随机性的合作与强制性的合作。尽管随机性合作也可能是不约而同的合作，但显然经过充分沟通的合作更为稳定，随机性的合作更容易破裂；而相比于在威慑下的强制性合作，沟通带来的合作则更具公平性和持久性（注：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将是否由沟通产生的合作总结为三种形式，即心照不宣或默契型（tacit）合作、谈判型（negotiated）合作和强迫型（imposed）合作，参见：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April 1992， pp.466-496. 笔者认为这里的随机性合作与威慑性合作并非不进行沟通，只是沟通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如文章中所述，不管什么形式的合作，最终必然回到沟通上。）。第四，得到国内支持的合作，以及国内反对的合作，前者更容易建立且更稳定；有效处理好第三国因素的合作也比没有有效处理好第三国因素的合作更为稳定。

四、中国周边合作分析

以整体性合作理论为框架，中国周边合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利益关系上，中国在经贸方面是周边国家中除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老挝、文莱外所有其他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就第三国因素而言，最大因素当属美国因素。以2017年为例，该年度美国前30大进出口伙伴中有10个在中国周边，分别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进出口总额为1.21万亿美元，占到美国前30大进出口伙伴总额的35.5%（注：参见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s//www.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_003364.pdf）。而2017年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万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贸易总额的50.2%（注：源自联合国统计署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美国三者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利益互相依赖关系。实际上，由于亚洲多数国家的快速发展，如果考察中国、周边国家以及欧洲等其他第三方因素的关系，也会得出类似结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购买力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国内市场仍将呈现继续扩大趋势。预计未来5年中国的进口额将超过美国，世界终端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移。2018年11月，中国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宣布，“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43］。这一庞大的采购计划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其他第三方已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和经济利益共同体，为中国加强周边合作带来了机遇。在文化方面，中国与诸多周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比较类似甚至共通的文化，彼此交流紧密。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几乎涵盖了所有周边国家，而且逐步在实现机制化。但在政治利益方面，如果以政治制度进行对比，中国周边国家尚有越南、老挝、朝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制度竞争仍然存在；在安全领域，一方面由于经贸与安全的紧密关系，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显然会增大中国在周边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也可能增加相关国家对中国使用经济手段服务于安全目标的担心，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角色认同，这在“萨德”问题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上可以看出。但不管怎样，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增长与经济影响力上升，周边国家普遍意识到中国在安全上越来越重要，希望加大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交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争议，部分国家甚至担心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的走向。因此“很多亚洲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仍然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平衡中国的影响”［44］。
表1  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相关合作机制第二，在合作机制方面，如表1所示，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建立起大量合作机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机制几乎都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反映出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希望增进互信与加强合作的共同期盼。此外，可被视为新型合作机制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推出的，“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机制也能服务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表1可见，除中日韩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外，上述其他合作机制成员国都在5个以上，都有大国小国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而且均由共同利益自发走到一起，这也带动了国家间合作的“第三方介入”。上述机制无疑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信任基础。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合作机制除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外，基本都倾向于经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虽然主要讨论安全问题，但由于过于松散，约束力不强，对国家间信任关系建立的作用十分有限。这里只有上海合作组织经常开展包括反恐军事演习在内的安全合作，对于促进彼此互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在与周边国家沟通上，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官方沟通上比较频繁，这主要源于中国政府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也带动了官方层面的沟通。与此同时，民间沟通的不对称性较为突出，这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认识的片面性。以旅游为例，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中国已成为泰国等10个国家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其中除南非和马尔代夫外，均属中国周边国家。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前十大目的地国家除美国和马尔代夫外也全部属于周边国家［45］。但是，2017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人数仅4294万人次，仅为中国出境游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45］。巨大的反差，使得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财大气粗”甚至“咄咄逼人”。如果更多的周边国家游客能到中国各地特别是西部走走看看，会有利于对中国形成客观的评价。第四，国内支持情况可用政府是否由选举产生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民意等指标显示。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周边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舆论自由和不同程度的民主选举。以2017年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例，俄罗斯为70%、澳大利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55%、菲律宾为55%、新西兰为49%、韩国为34%、印度为26%、日本为13%、越南为10%（注：参见：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69/），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其中韩国、印度、日本、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这表明紧密经贸关系难以直接转化为友好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在第三国因素上更为复杂，仅以美国为例，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军事出口额前5名的国家中，中国周边占到3个，在前45名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周边占到14个，占到中国周边国家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占美国2017—2018年出口总额的31%（注：资料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交易数据库（Arms Transfers Database）参见：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同时，在中国20个周边国家中，6个有美国驻军，其中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总数占到美国国外驻军总数的48%，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也近3000人［46］。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强军事化”尽管是其传统的同盟关系延续性使然，但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意图。美国未来不仅在军事层面不会离开中国周边，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存在。2019年8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有意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47］。同期而言，即使在中美两国相互依赖较深的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也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并公开施压中国周边相关国家以便共同向中国“发难”。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已将中国由“潜在的对手”重新界定为“现实的对手”［48］，加大从中国周边对中国的围堵。根源在于，“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蓬勃发展，它本能的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49］。

结语

尽管合作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在国际关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以此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并得出比较复杂的图景。这表明中国当前所处的周边处境是优势与短板并存，呈现出发展不同步的情况。为弥补短板：第一，中国应充分利用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优势，这仍是当前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最大有利条件；第二，要加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并逐步将其机制化；第三，要扭转与周边国家沟通上的不平衡性，为此应促进外国游客入境和鼓励更多中国学生到亚洲国家留学深造等；第四，针对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偏低，加大与周边国家青年、智库、媒体的交流合作等。同时，在与周边国家合作时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其风土人情。针对美国因素，也需考虑如何实现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利益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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